1920 年，整个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，对於台湾历史而言，是在一起极富象徵意义、同时在台湾历史有着重要地位的大事中揭开序幕──台湾新民会成立。

为了争取台湾人的政治权力并启迪民智，林献堂等人发起的这个组织，成为二零年代推动文化抗日与各项社会运动的起点。这似乎就是我们对这一年所知的全部了。

然而，对於当时台湾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个「历史时刻」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关於这年，甚至是这年夏天，真正重要且影响深远的，反而是一场没被记得的暴雨。

溽夏，一如字面上的意思，这年八月的台湾中南部湿到不行。肆虐的台风、豪雨使得各地灾情惨重，农作物的损失难以估计，一位住在台中丰原的保正如此感叹：「自我生五十三年以来未闻有如今年水灾之甚者。」

对於住在河边的人家而言，这场雨已几乎等同灾难，阻断往来交通还是小事，泛滥的溪流甚至会冲毁身家财产、危及生命安全。据报导，南部的大河曾文溪最高暴涨了一丈余（差不多是今天的三公尺），附近的低洼地带转眼间都成了水乡泽国。连日的大雨，後来甚至将刚修缮完工的台北桥冲毁⋯⋯

就在洪水退去，地方人士正忙着重建家园的同时，另一项将对中南部农民与耕植造成剧烈冲击的事件，已经悄悄展开──

筹建、争论了好几年的嘉南大圳，终於要在这年 9 月正式动工。

第一张底片：曾文溪畔，湾里农村的日日夜夜

在嘉南大圳落成以前的台湾南部，看天田的体质更加强烈。尽管各地建有不少埤、圳一类的水利设施，但降雨季节的集中，使得农业活动受到许多限制，耕田以粗放的旱田为主。当时的总督府技师、後来任台北帝大教授的土壤专家涩谷纪三郎，在勘查後这麽形容南部的处境：

6 月至 10 月的雨期，所得的灌溉水量尚勉强种植一期水稻；水稻收获後，土壤乾燥，犁起困难，无法再耕种利用。若降雨量不多，则连一年种植一次的水稻亦全无收获。

设法获取灌溉水源，於是成为首要之务。再者，由於一年就只有这麽一次的种植机会，养活全家大小都仰赖这一期的农作，若不幸又遭逢连日乾旱，争夺珍稀水资源的冲突就会愈演愈烈，甚至经常演变成死亡纠纷。

未来，太遥远的未来对他们来说，是没有意义的。现下的温饱，以及让生活好过一点才是重点。这种听天由命的情绪，对於那些在溪流边拓垦的农人来说，格外强烈。在堤防不够稳固、甚至大多仍未构建的年代里，为人们带来丰饶田水的溪流，随时可能化身洪水猛兽，冲毁良田、住宅，甚至灭村。

这幅景象，正是曾文溪沿岸农家年年上演的生死斗。曾文溪，这条几百年来因频繁改流，而被戏称为「青瞑蛇」的大河，河道最远北至将军溪、南达盐水溪，几乎横跨府城到盐水间这一大段范围。如此剧烈的变动，使土地的流失与浮覆成为常态，也成为地方居民始终盘桓不去的梦魇。根据总督府在 1924 年的统计显示，全台易於遭河川泛滥影响的田地，就有高达一半集中在台南州（包含今日的台南、嘉义、云林[1]）。

就算活了下来，要继续原本的农业活动也很有挑战性：一方面，大水後的田地归属不明，而河道移位更徒增丈量难度；另一方面，滚滚河水带来的大量泥沙，使耕田变得硗确贫瘠，不适合一般作物生长，收益当然愈发低落。这，即是生活在台南善化农民们的日常。

善化的旧名是「湾里」，因位在曾文溪的南边凸岸而得名。1920 年盛夏的那场水灾，毫不意外地也让善化剧烈毁损，使得这个区域到隔壁乡镇官田、六甲一带，全成了汪洋一片，死伤、损害不计其数。

日本殖民政府难道对台湾的农业状况毫无所悉、束手无策吗？事实上，他们可关心得很─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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